汉字“怼”，意思是抵触、对抗、怨恨。它不算太冷僻，但也不太常用，所以人们以前对它还是比较陌生的。这几年不知为何，这个字突然火了起来。比起本义，流行语中的“怼”，其含义还有所变化，用它编的段子也非常有趣。细细琢磨一番，不得不承认，随着时代变化，汉字的意义也在不断延伸和丰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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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宋代史书典籍发现，北宋政坛上还真有不少堪称“老怼”级的人物，他们的文章和故事十分感人，且令人深思。

欧阳修怒怼朋党说

北宋到了仁宗时代，在一派升平气象之下，社会危机也在发展，内忧外患逐渐凸显，“三冗”问题日趋严重。庆历三年（1043年），范仲淹拜参知政事，与富弼、韩琦等人一起推行政治改革，旨在发展生产、富国强兵，以挽救宋朝的政治社会危机，史称庆历新政。然而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“蛋糕”，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。他们大肆制造舆论毁谤新政，范仲淹、富弼等人也被指责为“朋党”，先后离朝外放，新政失败。作为新政的积极支持者，欧阳修于次年写下《朋党论》一文上奏仁宗，怒怼保守派。

文章认为，朋党之说自古有之，但朋党却有君子与小人之别，所以他希望君主要善于辨别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。那么，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区别何在？文章指出：“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，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。”“同道”还是“同利”是二者的根本区别。

在此基础上，欧公又进一步认为，君子有朋而小人无朋，因为小人所好在利禄、所贪在货财。当他们同利时，结为朋党、互相援引，这是暂时的伪朋，一旦他们“见利而争先，或利尽而交疏”，就会反过来互相残害，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相保。而君子“所守者道义，所行者忠信，所惜者名节”，他们以此修身事国，“同道而相益”“同心而共济”，且始终如一，欧公说这就是君子之朋。所以他提醒仁宗：“为人君者，但当退小人之伪朋，用君子之真朋，则天下治矣。”

接下来，作者又列举大量史实，从多方面论证用君子之真朋则国兴、用小人之伪朋则国亡的道理，并在文章结尾强调：“治乱兴亡之迹，为人君者可以鉴矣。”这明显又是在提醒仁宗要以史为鉴。

在中国古代政治中，“朋党”是一个贬义词，政治上对立的双方往往指斥对方引朋结党。为控制朝政巩固皇权，皇帝也常常对“朋党”予以打击。庆历新政中，性格刚毅正直的欧阳修，以一个革新者的凛然正气和过人胆识，对保守派的谬论进行怒怼，旗帜鲜明、驳斥有力。而今再读之，不得不说：欧公怼得好！

王安石婉怼司马光

王安石与司马光同为朝廷重臣，既是同事也曾是朋友，与韩维、吕公著又被称为“嘉祐四友”。两人互相倾慕，在京城还曾为邻居。然而因为政见不同，两人又成为一对冤家。

庆历新政失败后，北宋的阶级矛盾、民族矛盾并未缓和，朝廷内外危机四伏，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，很快又高涨起来。为富国强兵，熙宁二年（1069年），王安石拜参知政事，开始变法。变法带来的成效和由此产生的是是非非暂且不论，反正变法受到不少朝臣非议，拥护与反对两派围绕变法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和斗争。这其中，强烈反对变法的就有司马光。

熙宁三年（1070年），司马光写信给王安石，对新法进行指责，说新法的实施带来了侵官、生事、征利、拒谏、怨谤等弊端，又对王安石进行批评，要求他废弃新法、恢复旧制。王安石则写下《答司马谏议书》一文作了回复。

针对司马光的指责，王安石沉着冷静、绵里藏针、高屋建瓴，以“儒者所争，尤在于名实。名实已明，而天下之理得矣”为立足点，以犀利的言辞，对安在变法头上的五个罪名逐一进行反驳，表明自己坚持变法毫不动摇的立场。

王安石还说：“人习于苟且非一日，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、同俗自媚于众为善，上乃欲变此，而某不量敌之众寡，欲出力助上以抗之，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？”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、得过且过，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，士大夫们大多以不忧国事、附和世俗、献媚众人为处世良方，所以圣上才要改变这种不良风气，而我不去估量反对者多少，想以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圣上抵制这种风气，这些人为什么不气势汹汹地来对待我呢？其用意显然是在怼以司马光为首反对变法的保守派。

最后，作者又以盘庚迁都而招致老百姓抱怨、朝廷士大夫反对为例，说明盘庚不因为有人怨恨而改变自己的计划，只要“度义而后动”，确定自己做的是对的就坚决行动，没有什么可后悔的。他怼司马光说，如果您责备我因为在位很久，没能帮助圣上有大的作为，使老百姓得到恩惠，那么我承认自己是有罪的；如果说现在什么事都不去做，墨守前人陈规就是了，那就不是我愿意领教的了。可见在变法问题上，王安石是寸步不让。

两人书信往来的这一年，年龄都已过半百，但司马光比王安石年龄大，中进士、入朝为官也比王安石早，且两人又有多年友谊，所以王安石在复信中回怼司马光，虽针锋相对、气势夺人，但又寓刚于柔，语气相当委婉。如开头称司马光“君实”（司马光的字），并说承蒙来信赐教、与您交往相好的日子很久，又考虑到您一向看重我，书信往来不宜马虎草率，所以我现在详细说明我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，希望您看后或许能谅解我。结尾又说没有缘由与您见面，内心不胜仰慕之极，等等。

司马光是个老倔，王安石是个老拗，他们坚守各自的政治立场，毫不妥协。这次回怼之后，两人在政治上完全破裂，司马光提出辞职，自请离京，后又退居洛阳，专心编撰《资治通鉴》去了。

包孝肃堪称一“怼王”

包拯性格峭直、铁面无私、刚正不阿、嫉恶如仇，堪称北宋政坛上的“怼王”。他怼亲戚、怼显贵、怼国戚、怼贪官污吏、怼宰相皇帝，可以说只要被他逮住了，挨怼一定跑不掉，以至于蔡绦在《铁围山丛谈》中记载，包拯有一个流传天下的绰号叫“包弹”，老百姓只要看到有缺点过失的人，一定会说有“包弹”啊。他逝后谥号“孝肃”，民间称之为“包青天”，也是这一品格的体现。

司马光《涑水记闻》记载了一则包拯打舅的故事。包拯知庐州（今合肥，包大人的家乡）期间，他的亲戚旧友很多趁势违法乱纪，扰乱官府。他的舅舅犯法，包拯就打了他一顿板子。这个记载很简略，据有关包公的故事看，他的这位舅舅仗势欺人、霸占民田、骗人钱财，被老百姓告了。接到案子的包拯把他传到大堂审问，包拯的夫人、儿媳均来求情，但都被包拯怼了回去，依法惩处了他的舅舅。案子的公正审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，司马光说“自是亲旧皆屏息”。

包拯在上仁宗疏《乞不用赃吏》中，针对当时的吏治腐败，说“廉者，民之表也；贪者，民之贼也”。他曾任北宋监察御史，知谏院，一生憎恶贪官污吏，弹劾脏吏激切忠直。《包孝肃公奏议》就是他大量弹劾贪官污吏的见证，怼起来毫不留情。

转运按察使张可久贩卖私盐，牟取暴利，怼！张可久被流放蛮荒。幸臣郭承祐，谮越法度，姑息士卒，怼！郭承祐走人。宦官阎士良，利用职务之便大肆贪污，怼！阎士良下台。转运使王逵，横征暴敛，肆无忌惮，怼！包拯七次上疏仁宗，朝廷最终将王逵罢免。“今乃不恤人言，固用酷吏，于一王逵则幸矣，如一路不幸何！”这话是说给仁宗的，可见包拯怼人时连皇帝的面子也不给。

外戚张尧佐，因侄女就是仁宗宠幸的张贵妃（即后来的温成皇后），所以官运亨通，升迁极快，最后竟进入权力中枢任三司使。人们私下对此议论纷纷，包拯等人对此事揪住不放，与仁宗数次据理力争、不依不饶，甚至口水都溅了仁宗一脸。在《上仁宗论张尧佐除四使不当》奏折中，包大人猛怼张尧佐“惭羞不知，真清朝之秽污、白昼之魑魅也”，并伏望仁宗“断以大义，稍割爱情，追寝尧佐过越之恩”。包拯等人死缠烂打，张尧佐最终被罢职。

不仅如此，对于朝廷重臣，包拯也照怼不误。三司使张方平因低价购买一富户的邸舍，包拯弹劾他“无廉耻，不可处大位”，张方平最终被罢职；宰相宋庠为人俭约、不好声色，但久居相位，终无建树，包拯看不下去，开始怼了。他上疏仁宗，说宋庠从任宰相七年来毫无建树，只是稍稍效力来报答朝廷，而暗中却无所事事获取俸禄，尸位素餐，身居安处，洋洋得意，认为计谋得逞。请求他自请离职。宋庠不服，为自己辩解，包拯再怼：“执政大臣，与国同体，不能尽心竭节，灼然树立，是谓之过，宜乎当黜。”执政大臣与国家结为一体，不能尽心竭力，建立大功德，这就是过错，就应该罢黜。对这样一个不求无功、但求无过的太平官，硬汉一枚的包拯岂能放过他。宋庠最终被罢相。

北宋政坛上的“老怼”还有很多。往事越千年，而今再看他们的怼人故事，可以说不论怼谁，态度如何、过分与否，他们都不夹带个人恩怨和一己私利。相反，他们都以黎民社稷为重，怼人只论是非、不计利害，只论荣辱、不计得失，心里牵挂的都是朝廷纲纪和百姓冷暖，因此无不闪耀着刚毅公正、诚实正直的人格光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