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宋政坛上的“老怼”
2023-06-12 08:06:45 来源: 汴梁晚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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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字“怼”,意思是抵触、对抗、怨恨。它不算太冷僻,但也不太常用,所以人们以前对它还是比较陌生的。这几年不知为何,这个字突然火了起来。比起本义,流行语中的“怼”,其含义还有所变化,用它编的段子也非常有趣。细细琢磨一番,不得不承认,随着时代变化,汉字的意义也在不断延伸和丰富。


(资料图片)

读宋代史书典籍发现,北宋政坛上还真有不少堪称“老怼”级的人物,他们的文章和故事十分感人,且令人深思。

欧阳修怒怼朋党说

北宋到了仁宗时代,在一派升平气象之下,社会危机也在发展,内忧外患逐渐凸显,“三冗”问题日趋严重。庆历三年(1043年),范仲淹拜参知政事,与富弼、韩琦等人一起推行政治改革,旨在发展生产、富国强兵,以挽救宋朝的政治社会危机,史称庆历新政。然而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“蛋糕”,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。他们大肆制造舆论毁谤新政,范仲淹、富弼等人也被指责为“朋党”,先后离朝外放,新政失败。作为新政的积极支持者,欧阳修于次年写下《朋党论》一文上奏仁宗,怒怼保守派。

文章认为,朋党之说自古有之,但朋党却有君子与小人之别,所以他希望君主要善于辨别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。那么,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区别何在?文章指出:“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,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。”“同道”还是“同利”是二者的根本区别。

在此基础上,欧公又进一步认为,君子有朋而小人无朋,因为小人所好在利禄、所贪在货财。当他们同利时,结为朋党、互相援引,这是暂时的伪朋,一旦他们“见利而争先,或利尽而交疏”,就会反过来互相残害,即使是兄弟亲戚也不能相保。而君子“所守者道义,所行者忠信,所惜者名节”,他们以此修身事国,“同道而相益”“同心而共济”,且始终如一,欧公说这就是君子之朋。所以他提醒仁宗:“为人君者,但当退小人之伪朋,用君子之真朋,则天下治矣。”

接下来,作者又列举大量史实,从多方面论证用君子之真朋则国兴、用小人之伪朋则国亡的道理,并在文章结尾强调:“治乱兴亡之迹,为人君者可以鉴矣。”这明显又是在提醒仁宗要以史为鉴。

在中国古代政治中,“朋党”是一个贬义词,政治上对立的双方往往指斥对方引朋结党。为控制朝政巩固皇权,皇帝也常常对“朋党”予以打击。庆历新政中,性格刚毅正直的欧阳修,以一个革新者的凛然正气和过人胆识,对保守派的谬论进行怒怼,旗帜鲜明、驳斥有力。而今再读之,不得不说:欧公怼得好!

王安石婉怼司马光

王安石与司马光同为朝廷重臣,既是同事也曾是朋友,与韩维、吕公著又被称为“嘉祐四友”。两人互相倾慕,在京城还曾为邻居。然而因为政见不同,两人又成为一对冤家。

庆历新政失败后,北宋的阶级矛盾、民族矛盾并未缓和,朝廷内外危机四伏,要求改革的呼声在一度沉寂之后,很快又高涨起来。为富国强兵,熙宁二年(1069年),王安石拜参知政事,开始变法。变法带来的成效和由此产生的是是非非暂且不论,反正变法受到不少朝臣非议,拥护与反对两派围绕变法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和斗争。这其中,强烈反对变法的就有司马光。

熙宁三年(1070年),司马光写信给王安石,对新法进行指责,说新法的实施带来了侵官、生事、征利、拒谏、怨谤等弊端,又对王安石进行批评,要求他废弃新法、恢复旧制。王安石则写下《答司马谏议书》一文作了回复。

针对司马光的指责,王安石沉着冷静、绵里藏针、高屋建瓴,以“儒者所争,尤在于名实。名实已明,而天下之理得矣”为立足点,以犀利的言辞,对安在变法头上的五个罪名逐一进行反驳,表明自己坚持变法毫不动摇的立场。

王安石还说:“人习于苟且非一日,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、同俗自媚于众为善,上乃欲变此,而某不量敌之众寡,欲出力助上以抗之,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?”人们习惯于苟且偷安、得过且过,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,士大夫们大多以不忧国事、附和世俗、献媚众人为处世良方,所以圣上才要改变这种不良风气,而我不去估量反对者多少,想以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圣上抵制这种风气,这些人为什么不气势汹汹地来对待我呢?其用意显然是在怼以司马光为首反对变法的保守派。

最后,作者又以盘庚迁都而招致老百姓抱怨、朝廷士大夫反对为例,说明盘庚不因为有人怨恨而改变自己的计划,只要“度义而后动”,确定自己做的是对的就坚决行动,没有什么可后悔的。他怼司马光说,如果您责备我因为在位很久,没能帮助圣上有大的作为,使老百姓得到恩惠,那么我承认自己是有罪的;如果说现在什么事都不去做,墨守前人陈规就是了,那就不是我愿意领教的了。可见在变法问题上,王安石是寸步不让。

两人书信往来的这一年,年龄都已过半百,但司马光比王安石年龄大,中进士、入朝为官也比王安石早,且两人又有多年友谊,所以王安石在复信中回怼司马光,虽针锋相对、气势夺人,但又寓刚于柔,语气相当委婉。如开头称司马光“君实”(司马光的字),并说承蒙来信赐教、与您交往相好的日子很久,又考虑到您一向看重我,书信往来不宜马虎草率,所以我现在详细说明我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,希望您看后或许能谅解我。结尾又说没有缘由与您见面,内心不胜仰慕之极,等等。

司马光是个老倔,王安石是个老拗,他们坚守各自的政治立场,毫不妥协。这次回怼之后,两人在政治上完全破裂,司马光提出辞职,自请离京,后又退居洛阳,专心编撰《资治通鉴》去了。

包孝肃堪称一“怼王”

包拯性格峭直、铁面无私、刚正不阿、嫉恶如仇,堪称北宋政坛上的“怼王”。他怼亲戚、怼显贵、怼国戚、怼贪官污吏、怼宰相皇帝,可以说只要被他逮住了,挨怼一定跑不掉,以至于蔡绦在《铁围山丛谈》中记载,包拯有一个流传天下的绰号叫“包弹”,老百姓只要看到有缺点过失的人,一定会说有“包弹”啊。他逝后谥号“孝肃”,民间称之为“包青天”,也是这一品格的体现。

司马光《涑水记闻》记载了一则包拯打舅的故事。包拯知庐州(今合肥,包大人的家乡)期间,他的亲戚旧友很多趁势违法乱纪,扰乱官府。他的舅舅犯法,包拯就打了他一顿板子。这个记载很简略,据有关包公的故事看,他的这位舅舅仗势欺人、霸占民田、骗人钱财,被老百姓告了。接到案子的包拯把他传到大堂审问,包拯的夫人、儿媳均来求情,但都被包拯怼了回去,依法惩处了他的舅舅。案子的公正审理收到了很好的效果,司马光说“自是亲旧皆屏息”。

包拯在上仁宗疏《乞不用赃吏》中,针对当时的吏治腐败,说“廉者,民之表也;贪者,民之贼也”。他曾任北宋监察御史,知谏院,一生憎恶贪官污吏,弹劾脏吏激切忠直。《包孝肃公奏议》就是他大量弹劾贪官污吏的见证,怼起来毫不留情。

转运按察使张可久贩卖私盐,牟取暴利,怼!张可久被流放蛮荒。幸臣郭承祐,谮越法度,姑息士卒,怼!郭承祐走人。宦官阎士良,利用职务之便大肆贪污,怼!阎士良下台。转运使王逵,横征暴敛,肆无忌惮,怼!包拯七次上疏仁宗,朝廷最终将王逵罢免。“今乃不恤人言,固用酷吏,于一王逵则幸矣,如一路不幸何!”这话是说给仁宗的,可见包拯怼人时连皇帝的面子也不给。

外戚张尧佐,因侄女就是仁宗宠幸的张贵妃(即后来的温成皇后),所以官运亨通,升迁极快,最后竟进入权力中枢任三司使。人们私下对此议论纷纷,包拯等人对此事揪住不放,与仁宗数次据理力争、不依不饶,甚至口水都溅了仁宗一脸。在《上仁宗论张尧佐除四使不当》奏折中,包大人猛怼张尧佐“惭羞不知,真清朝之秽污、白昼之魑魅也”,并伏望仁宗“断以大义,稍割爱情,追寝尧佐过越之恩”。包拯等人死缠烂打,张尧佐最终被罢职。

不仅如此,对于朝廷重臣,包拯也照怼不误。三司使张方平因低价购买一富户的邸舍,包拯弹劾他“无廉耻,不可处大位”,张方平最终被罢职;宰相宋庠为人俭约、不好声色,但久居相位,终无建树,包拯看不下去,开始怼了。他上疏仁宗,说宋庠从任宰相七年来毫无建树,只是稍稍效力来报答朝廷,而暗中却无所事事获取俸禄,尸位素餐,身居安处,洋洋得意,认为计谋得逞。请求他自请离职。宋庠不服,为自己辩解,包拯再怼:“执政大臣,与国同体,不能尽心竭节,灼然树立,是谓之过,宜乎当黜。”执政大臣与国家结为一体,不能尽心竭力,建立大功德,这就是过错,就应该罢黜。对这样一个不求无功、但求无过的太平官,硬汉一枚的包拯岂能放过他。宋庠最终被罢相。

北宋政坛上的“老怼”还有很多。往事越千年,而今再看他们的怼人故事,可以说不论怼谁,态度如何、过分与否,他们都不夹带个人恩怨和一己私利。相反,他们都以黎民社稷为重,怼人只论是非、不计利害,只论荣辱、不计得失,心里牵挂的都是朝廷纲纪和百姓冷暖,因此无不闪耀着刚毅公正、诚实正直的人格光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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